When Design No Longer Serves Just the Powerful
原載於《台灣建築》2022/6 (№321)「共好 X 設計」特刊
二〇一一年的佔領華爾街運動中，「我們是99%」成為一句響亮的口號。簡單易懂的一句話，呈現了新自由主義的制度下，社會不均與貧富差距的惡化。在「我們是99%」的號召下，佔領華爾街行動點燃了全球新一波的社會運動，向不公的體制與社會不均的現象提出挑戰。
但早在佔領華爾街之前，美國建築界也有人提出類似的口號。「設計志願軍」（Design Corps）的創辦人，也是目前任教於北卡羅萊納州立大學的貝爾（Bryan Bell）教授，在二〇〇〇年舉辦的一場研討會上，即倡議建築師必須思考如何為98%沒有被建築師服務的民眾來設想，他認為：「現今的建築設計是個排他性的專業」，「我們無法提供有價值、可負擔和可及的服務，因此辜負了廣大的民眾」（註1）。貝爾的98%和佔領華爾街的99%，有著異曲同工之妙，這兩個數字都代表社會不公的普遍現象，而建築與設計專業更是這個共犯結構的參與者。
在這波反對社會不公的運動在全球興起的同時，許多在開發中世界為弱勢族群設計的建築作品，也漸漸獲得重視。二〇〇七年，紐約古柏修伊特（Cooper-Hewitt） 國家設計博物館舉辦了一場名為「為另外百分之九十而設計」（Design for the Other 90%）的展覽，就是當時一個重要的里程碑。除了工業設計的作品外，這場展覽也展出了普立茲克獎得主智利建築師阿拉维纳（Alejandro Aravena）的代表作：「金塔蒙羅伊公屋」（Quinta Monray Housing），一個為解決弱勢社區基本居住與生活問題的設計方案，透過展覽進到頂尖博物館的殿堂（註2）。
這檔展覽舉辦不久後，代表著美國文化菁英階層的紐約現代美術館（The Museum of Modern Art），也隨著跟進，在二〇一〇年舉辦了一場名為「小尺度，大改變」（Small Scale, Big Change）的展覽，挑選出十一件的社會建築設計作品，分布於五大洲、九個國家。作品尺度相當多元，有德國建築師安娜．赫林格（Anna Heringer）在孟加拉所設計的現代教育與訓練中心手工學校（METI Handmade School）、也有委內瑞拉首都加拉加斯（Caracas）為服務貧民窟所設的纜車系統（Metro Cable），而阿拉维纳的金塔蒙羅伊公屋也再次被延攬進來。
社會建築的社會影響力？
紐約現代美術館在建築與藝術領域的領頭羊地位，使得這類的社會建築作品得到空前的重視，但展覽本身也招到不少批評。紐約在地建築師，目前任教於普瑞特藝術學院（Pratt Institute）的瑞雅諾（Quilian Riano）教授認為，該展覽的內容依舊偏重於精美的圖像與模型，相對的並沒有檢驗這些作品真正的社會影響，他認為：「這些作品的確各有精彩之處，但若可以仔細檢驗他們所推動的『大改變』究竟是什麼，這個展覽就會更有啓示性」（註3）。建築評論者郎基（Alexandra Lange）則不客氣地指出，這個展覽完全沒有回應真實世界中關於「可擴展性」（scalability）與「問責」（accountability）的問題，她甚至認為現代美術館長久以來與社會議題的脫節，在這次的展覽中「完全顯露無遺」（註4）。企圖凸顯現代主義初衷、擁抱社會議題的現代美術館，這次卻踢到了鐵板。
的確，這些立意良善的建築與社會行動，若缺乏民眾的參與與檢視，是有可能反而對社區帶來傷害。美國紐奧爾良市在卡崔娜（Katrina）風災後的住宅重建經驗，就是一個慘痛的教訓。二〇〇五年紐奧爾良遭到前所未有的颶風肆虐，位於低窪地區、98%居民為非裔美國人的「下九區」（Lower Ninth Ward）首當其衝 （註5）。面對當時的困境，許多非營利組織、慈善機構與專業團體均適時伸出援手，電影巨星布拉德．皮特（Brad Pitt）更成立了一個名為「做對事」（Make it Right） 的基金會，承諾捐出五百萬美金（註6），並號召其他影藝人員甚至政治人物捐款，協助當地的弱勢民眾重建家屋。
本身就熱衷於建築的皮特，更號召了全球知名的建築師，包括了蓋瑞（Frank Gehry）, 大衛．阿賈耶（David Adjaye） 和阪茂等人，來參與家屋的設計，此外還標榜架設太陽能板，使用節能的空調設備以及永續的建材。總數一百多棟的家屋，在政府與基金會的財務補助下，以每棟低於造價美金十五萬的價格售出，讓許多在地民眾第一次嚐到當屋主的甜美滋味。但不幸地，房屋蓋好不久後就陸續傳出各種問題，包括漏水、漏瓦斯、發霉、木材腐爛、電線走火和通風不良等，由於基金會遲遲未出面解決，居民最後只好向法院提告（註7）。此外，儘管有了家屋的重建，下九區仍舊面臨失業、貧窮、垃圾非法傾倒與基礎設施匱乏的困境。時至二〇一八年，在地居住人口僅佔災害前的三分之一（註8）。這些名建築師風光一時的作品，對社區長期問題的解決，並沒有做出太多的貢獻。
從現代美術館的展覽，到紐奧爾良災後重建，兩者所遭遇的課題，均涉及到設計如何真正位社會帶來正面的影響，而這也正是包括貝爾在內的一群建築與設計工作者，長期以來所關注的議題。二〇〇五年，約三十名建築與不同領域的專家，在哈佛大學的一場圓桌論壇上，針對這些課題集思廣益（註9），這場會議也促成了「社會經濟環境設計」（SEED）網絡的成立。仿效美國綠建築公會LEED標章的做法，SEED推出了社會影響力的評估制度（SEED Evaluator），意圖透過一套系統性的檢驗，讓社會設計能夠聚焦於實際的社會影響力。這套認證制度的設計，也希望能讓成功的案例獲得重視與肯定。
「為共好而設計」聯展
這次「為共好而設計」（Design for the Common Good）聯展的策展理念，基本上就是建立在SEED 評估制度所展現的價值上。策展人也是SEED網絡創始人之一的麗莎．阿本德拉特（Lisa Abendroth）在策展人的話中，開門見山，點出「能動性」（agency）、「賦權」（empowerment）與「影響力」（impact），做為貫穿來自六大洲、二十二個國家、三十個案例中的三項主軸，參展團隊不僅要提供作品圖片與物件，更要清楚說明民眾參與過程與案例所帶來的社會影響。
在參展的諸多案例中，我們看到不同關係者的參與，有無家者、身障人士，也有在地居民，他們參與的方式包羅萬象，有人分享他們的生活經驗，也有人直接參與建造的過程，其中不乏當地的工匠、達人。也有人在參與的過程中，學習到新的技能，建立社會關係。這樣的參與過程不但有利空間的營造，也拉緊了社區的關係，提升互助合作的能力。以厄瓜多的查曼加文化中心（Chamanga Cultural Center）為例，新的空間讓居民有機會參與工作坊與職能訓練，進而改善當地社區的經濟，這過程中也強化了社區互助的能力。在COVID-19疫情中，居民在這裡協力製作了六千份口罩，就是一個社區力展現的實證。
這次參展作品中，有許多案例都採用了「設計/實構」（design/build）的模式，專業者和師生除了進行設計之外，也參與了實作的過程，甚至邀請居民一同來參與。而協力的過程也提供了一個交流與共學的寶貴經驗：一方面，專業者包括學生在過程中得以體會社區的觀點，減少專業的偏見；另一方面，透過專業者與當地匠師的交流，一些傳統技術也得以被應用在新的建築中。在查曼加文化中心的案例中，整個協力合作的過程，更延續了當地俗稱為minga的集體勞力互惠的傳統。
展覽中許多成功案例的背後，不僅有設計師的努力，關鍵更在於在地夥伴團體長期紮根所建立的互信關係，這些夥伴團體在居民參與、資源的取得與事務的協調上，扮演著重要的角色，沒有這些合作夥伴，很多事務就難以推展開來。位於秘魯亞馬遜流域的「相互行動研究室」（InterACTION Labs）就是一個華盛頓大學師生與在地團體和社區長期合作的案例，多年來累積了不少有形與無形的成果，除了地景的設計實構案例和環境改善外，還包括為居民進行長期健康的追蹤。
這些服務弱勢族群的案例，也讓我們看見世界各地這類族群普遍遭遇的困境，包括教育與醫療資源的不足，以及環境和居住正義的課題。面對資源不足的條件，不少案例嘗試提出市場與體制外的方法，包括幫助無家者興建小木屋、幫助社區設立服務難民孩童的獨立小學，和提供資源給居民自力營造社區園圃等，以自力救濟與協力分享的方式來因應社區的困境。由於在地資源有限，我們也看到許多被動式的生態設計，充分利用在地的環境條件、建材與建築技術，來因應當地氣候的條件，節省能源消耗，營造舒適的生活環境。
當然，這些案例也凸顯了不少持續的挑戰，包括制度的限制、跨文化的隔閡、傳統建材隨著環境變遷而難以取得，以及不同單位與組織之間協調的複雜性等。此外，在使用後評估（Post-Occupancy Evaluation）的工作上，大多數案例也還有待加強，包括實際的觀察與記錄，還有環控效能上的檢測。但這些挑戰，讓我們進一步體認各參展團隊與案例參與者的意志力與辛勞，這些專業者與社區夥伴們的付出，展現了社會建築的可能性，這些作品不只是建築設計的創作，更是社會改造的努力與成果，他們的努力讓建築不再只是服務權勢的工具，而更是社會實踐的方法與利器。
註釋：
1. Bryan Bell, “Opening Remarks: Design for the 98% Without Architects.” Structure for Inclusion 1, Princeton University, 2000. Accessed 1 Feb 2022. https://designcorps.org/sfi/sfi-archive/sfi1/
2. Cynthia E. Smith, et al. Design with the Other 90%: Cities. New York: Cooper-Hewitt National Design Museum,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2011.
3. Quilian Riano.“Relearning the Social: Architecture and Change,” Places Journal, October 2010. Accessed 31 Jan 2022. https://doi.org/10.22269/101012
4. Alexandra Lange, “Uncommon Ground,” Design Observer, 7 October 2010. Accessed 31 Jan 2022. https://designobserver.com/feature/uncommon-ground/18988/
5. John Simerman, “New Orlean’s Lower 9th Ward is still reeling from Hurricane Katrina’s damage 15 years later,” Nola.com, 29 Aug 2020. Accessed 5 Feb 2022. https://www.nola.com/news/katrina/article_a192c350-ea0e-11ea-a863-2bc584f57987.html
6. Kaitlin Menza, “Where did Brad Pitt’s Make it Right Foundation go wrong?” Architectural Digest AD PRO, 18 Jan 2019. Accessed 3 Feb 2022. https://www.architecturaldigest.com/story/brad-pitt-make-it-right-foundation-new-orleans-katrina-lawsuit
7. Wilfred Chan, “Mold, leaks, rot: how Brad Pitt’s post-Katrina housing project went horribly wrong,” The Guardian, 3 Feb 2022. Accessed 3 Feb 202. https://www.theguardian.com/us-news/2022/feb/03/brad-pitt-post-katrina-housing-project-went-horribly-wrong; Matt Hickman, “Brad Pitt’s Make It Right Foundation sues its former executive director,” The Architect’s Newspaper, 8 Apr 2021. Accessed 3 Feb 2022. https://www.archpaper.com/2021/04/brad-pitt-make-it-right-foundation-sues-former-executive-director/
8. 同上（Simerman 2020）。
9. Barbara B. Wilson, “The Architectural Bat-Signal: Explor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Justice and Design,” Expanding Architecture: Design as Activism, edited by Bryan Bell and Katie Wakeford, 29. New York: Metropolis Books, 20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