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〇年落成的中正紀念堂，歷經了國民黨在台灣的獨裁統治，以及解嚴後的政治開放與民主轉型。如今，台灣已經成為自由開放的社會，甚至常被外界形容為民主的堡壘或燈塔，但這個民主堡壘上，一座戒嚴時代紀念獨裁者的紀念堂，卻依然佔據著台北市中心二十五公頃的巨大的公園用地。雖然「大中至正」四個字已換成「自由廣場」；雖然這裡也乘載著台灣民主歷程中，其他重要的記憶，包括野百合學運；雖然這裡所舉辦過的許多大型慶典與表演活動 [1]，似乎沖淡了其嚴肅的色彩，但不變的是紀念堂的形體，以及這個形體所代表的意義。
歷經四十多年，有許多人對這個空間已習以為常，但也正因為如此，才更需要有更多的反思與檢討，避免不義繼續被「常態化」（normalized），讓暗黑歷史不被日常所掩蓋。在中正紀念堂轉型的討論中，不難看到有空間專業者認為，中正紀念堂也是台灣歷史的一部分，沒有抹滅的必要。[2] 但真的是如此嗎？如果是如此，近來世界各地為何不斷有移除不義紀念物的行動？這些行動是否適用於中正紀念堂？不義的地景該如何來看待？中正紀念堂是歷史的教材，還是「平庸的邪惡」[3]？在日常與抹滅之外，我們可以用什麼方式來看這塊二十五公頃土地的未來？
不義地景
要談中正紀念堂的過去、現在與未來，我認為首先要認知它是不義地景的本質。何謂「不義地景」？我們可以先從「不義遺址」的概念來看，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將不義遺址定義為「威權統治時期，大規模侵害人權事件之發生地」。相對於不義遺址，「不義地景」 (landscape of injustice) 的認定則更為廣泛，它包括曾經用來進行迫害或建構威權的空間與事物。相對於過去式的「遺址」，它還涵蓋當下仍在進行的事物。而中正紀念堂就是目前世界上民主國家中，少見維持原有使用、一座進行中的不義地景。
中正紀念堂進行式的「不義」可以歸納為以下幾點：（一）在憲政民主的體制下，用帝陵的空間格局，用如此規模的都市土地與國家資源，來紀念一位殺害人民的獨裁者，就是一件不義的事物；（二）這個空間在國家民主轉型後，卻沒有被徹底地去威權化，這是第二個不義；（三）中正紀念堂依文資法被指定為古蹟與歷史建築的正當性不足，這一點也添增了中正紀念堂作為不義地景的事蹟。（除了以上三點之外，在「轉型、下一步」系列座談第三場中，林洲民建築師還指出，當年中正紀念堂的設置，並沒有依造都市計畫的法定程序。）
二〇〇七年，中正紀念堂在當時中央與地方的藍綠攻防下，被文建會（現文化部）以「台灣民主紀念園區」為名，指定為國定古蹟，同時也被台北市政府依文資法登錄為文化景觀。但不論是國定古蹟或是文化景觀，當時所被指定的理由，從今天的角度來看，都需要被質疑。以國定古蹟指定為例，其指定理由的第一點提到歷史、文化、藝術價值，但這些價值是什麼？它在陳述什麼歷史？中正紀念堂代表著什麼樣的文化？這些認定的理由不僅論述過於簡化，並缺乏轉型正義的思考。二〇〇九年，當「台灣民主紀念園區」被新上任的馬政府除名時，這一丁點的轉型正義也消失殆盡。
拆除與包容
像中正紀念堂這一類型的不義地景該如何處理？國際上最直接的作法就是拆除。二〇二〇年可能是人類史上拆除銅像最興盛的一年。去年五月，美國明尼蘇達州的一位非裔居民George Floyd受到警方壓制導致無法呼吸，不幸死於一名警察腿下，這個悲劇加上一連串的種族歧視事件，引爆了全美國的抗議浪潮，抗議群眾紛紛走向街頭，反迫害的抗爭也延燒到全球各地，抗議各個地方結構性的種族歧視與壓迫。代表白人至上、種族歧視的雕像與紀念物首當其衝，不是遭到民眾破壞，就是被當地政府在民意壓力下正式移除。
「紀念物實驗室」(Monument Lab) 是一個位於美國費城的民間組織，它用一年的時間做了一項全美國紀念碑與紀念雕像的普查，在進行五萬件案例的分析後，得到四點結論：（一）紀念碑與紀念雕像並非不能觸碰或變動的；（二）大部分的紀念碑與紀念雕像都是白人男性；（三）大部分的紀念碑與紀念雕像都跟戰爭與侵略有關；（四）現有的紀念碑與紀念雕像沒有真實呈現美國的歷史[4]。當然這個普查是以美國為背景，但我們若也以同樣的標準來檢視台灣的現況時，結論或許可已預期。
提到銅像的拆除，前不久在美國最引起注目的案例，就 Robert E. Lee 將軍銅像的拆除。Robert E. Lee 是美國南北戰爭時代南方邦聯的代表性人物，這座銅像的存在也代表著，種族主義在美國依舊仍未被去除。銅像拆除的當天，在現場的維吉尼亞州州長Ralph Northam說了這句話：「經歷了如此漫長的癒合過程後，維吉尼亞州總算可以向前行，成為一個包容、多元、友善的一州」[5] 。現場有一位民眾受媒體訪問時也說道：「不論你是什麼膚色，如果你熱愛歷史，如果你認識這條馬路，在這裡長大，你會想說 Oh My God （他們竟然把它給拆了）。不過年紀大了，你就會知道這個銅像是需要被拆了」[6] 。
在這個案例裡我們看到，拆除可以是包容，對很多人來說，存在反而是傷痛，生命的消失與銅像的存在有著強烈的對比。
當然，拆除只是一個步驟，如何去讓更多人認識歷史的真相，應更為重要。在美國西岸的波特蘭市，也有銅像被推倒的案例，一座設於Mount Tabor公園裡，紀念早年白人拓荒者Harvey Scott的銅像，在反種族歧視的抗議過程中，被群眾推倒在地。美國西部的拓荒，雖然為歐洲移民帶來開墾的機會，但也造成原住民族的顛沛流離。同時，這個拓荒更是建構在對黑奴的剝削與迫害。Scott的銅像被推翻後，留下的底座，後來被一位沒有署名的藝術家，放上一座新的頭像，紀念當年拓荒時期一位名為York的奴隸。後來波特蘭公園局順應民意，讓這座新的銅像留下[7]，這段暗黑歷史也因為有了新的創作而重新被認識。
去威權化
中正紀念堂不只有堂內的銅像而已，還有堂體跟其他的大型設施物。在國外的案例中，我們也可以看到一些可參考的軌跡。
阿爾巴尼亞首都地拉那 (Tirana) 有一座年久失修的金字塔。建於一九八八年，它被用來紀念該國的前獨裁者 Enver Hoxha。跟中正紀念堂一樣，金字塔內也有個博物館或陳列室，此外，其金字塔的形式與帝王的象徵也同出一轍。阿爾巴尼亞並不是個很富有的國家，所以當年花鉅資新建這座塔同樣也引起民怨。一九九一年，阿爾巴尼亞的共產政權垮台，該紀念堂也隨之封閉。但金字塔建築並沒有拆除，反而曾被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當作過司令部。最近則是由一個教青少年寫電腦程式的組織來租用，成了轉型再利用的案例[8]。
西班牙獨裁者弗朗哥 (Francisco Franco) 的紀念區Valle de los Caidos（烈士谷），是另一個值得參考的案例。這個佔地13.6公頃的紀念區，有一座一百五十公尺高的十字架，園區原本是用紀念西班牙內戰戰亡的右派軍隊，但卻是囚犯蓋的，而弗朗哥死後就葬在此處。弗朗哥政權統治西班牙有三十九年之久（1936–1975），即使在弗朗哥死後，右派在西班牙還是有相當的支持度，於是烈士谷也經常是右派民眾朝聖的地方，爭議不斷。二〇〇九年當時的左派政府將它關閉，可是右派政府上台後又將它開放。二〇一九年，輪到左派政黨執政之後，弗朗哥的遺體終於被移到其他地方[9]。
目前西班牙政府的方案是要將此地，轉型為一個純粹紀念西班牙內戰的紀念區，也有人提議過要轉型為民主的紀念碑，右派當然持續反對。西班牙的黨派之爭，聽來跟台灣的現況有點類似，但殉難者山谷跟中正紀念堂有一點不同，它位於馬德里離市中心五十公里外的山谷裡，而非市中心的蛋黃區。但不管是阿爾巴尼亞或是西班牙，即使原結構物都還留存著，其轉型方向都是朝向「去威權化」來處理，去除對獨裁者紀念的功能與形式，以新的使用來替換，或賦予非威權的意義。
負面教材
國外的案例有很多，也有被引用來支持中正紀念堂的保存，其中經常被提到的就是納粹集中營保存的案例。沒錯，這些不義遺址是需要有保存的考量，提醒未來世代歷史上慘痛的錯誤，避免悲劇重演。事實上，促轉條例中也明定，由促轉會規劃、推動威權象徵的清除與不義遺址的保存 [10] 。目前同屬國家人權博物館的白色恐怖景美紀念園區（原警總景美看守所），以及白色恐怖綠島紀念園區（原國防部綠島感訓監獄），就是這類不義遺址的保存案例。但這些不義遺址，不論是國內或國外，都有個共同點，他們都是用來紀念受害者的事件現場。中正紀念堂跟這些地點相比，有個根本上的差別，它不是一處受難現場，它的形式所紀念的不是受害者，而是獨裁者。更因為它所紀念的是獨裁者與加害者，在中正紀念堂未來轉型的討論中，我們必須尊重白色恐怖受害者與家屬的觀點與感受。
呂欽文建築師在「轉型，下一步」第一場座談會的報告中，提到了阿亞索非亞（舊稱聖索非亞大教堂）一例，他認為這是一個超越宗教紛爭的案例，是世界共同的財產。阿亞索非亞的確是座不凡的建築，是被指定為世界文化遺產伊斯坦堡中的代表性建物，也是建築教育的必讀案例。但歷經了一千多年的增建與修改，現在的阿亞索非亞，早已不是它的原貌，內部的神壇、彩繪不是被去除，就是被覆蓋，就如呂建築師所說的：「每次攻佔，各種文化背景產生矛盾，建築的元素就會被消除或新增」。也就是說，阿亞索非亞的重要性不是它的原貌，而是它悠久的歷史與多元文化價值。
呂建築師在座談會上也提到「成王敗寇」的復仇心態，他認為不能因為改朝換代，就抹滅了之前的歷史。在阿亞索非亞一例中，我們卻不幸看到了歷史的重演，二〇二〇年七月，在土耳其現任總統 Recep Tayyip Erdoğan 的指示下，阿亞索非亞結束了從一九三五年起被還俗 (secularize) 轉型為博物館的功能，再度改為信奉回教的親真寺，成為土耳其近年極權主義下，國家回教化政策的一環。阿亞索非亞改回親真寺一事，引起了國際上的批評，以及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關注。這個轉變，也讓我們看到民主制度的可貴與脆弱，轉型正義因此顯得更為重要，這才是阿亞索非亞案例給我們的提示。轉型正義並非改朝換代的政治追殺，它的真正意涵是讓我們認知歷史的真相，並追求責任與彌補。轉型正義不等同於成王敗寇的心態，而是公民的權益與國家的義務，唯有民主與法治才能確保自由與人民的權益。
公共空間
展望未來，中正紀念堂的轉型以及去威權化要怎麼做？
佔地二十五公頃的中正紀念堂，是首都重要的公共空間，也是國家視覺的門戶，除了轉型正義之外，是需要有其他公共空間以及都市議題的關注。在西方自由民主制(liberal democracy)的傳統裡面，公共空間不只是實體的空間，它更應該是一個政治對話與論述的空間，透過這樣的對話與審議來形成所謂的公眾 (public)，並用言論來制衡國家機器。中正紀念堂轉型的公眾討論，就是一種公共空間的展現。文化部之前委託沃草所辦的一系列的工作坊，就是一種公眾討論的方式，促轉會這幾場的座談亦然。有更多人的參與和對話，就可以有更多的理解與想像。
在國際上，透過設計競圖或創意競圖 (idea competition) 對空間未來的發展來發想，是個普遍的做法。紐約市著名的High Line公園就是一個例子，公園的前身是一座廢棄的高架鐵道，用來把貨物送到市區的工廠。這個案例透過市民的倡議而被保留下來，轉化變成一處線型公園。當年High Line公園還在倡議階段的時候，倡議團體辦了一場成功的創意競圖，提案包羅萬象，有一英里長的游泳池，也有水上雲霄飛車，也有平價住宅，這些創意有些雖然不切實際，但成功地打開了民眾對High Line未來的想像力，High Line的保存也因此得到更多民眾、甚至市長參選人的支持，進而最後得以落實，現在成為紐約重要的地標，也為其他類似的空間改造，創出先例。
西雅圖中心水岸 (Central Waterfront) 的改造過程中，創意發想也扮演重要的角色。西雅圖的中心水岸的高架道路與海堤，在二〇〇一年的一場地震後，被發現有結構上的損壞，水岸重建的規劃也隨之展開。但是市政府的規劃過程在前期只關注交通規劃，沒有公共開放空間與生態的考量，於是在公民團體 Allied Arts of Seattle，邀請了七組空間專業團隊，啟動了一場設計協力營，提出了不同的替代方案，也邀請市府官員來參加成果發表。數個月後，市府單位也順應民意，舉辦了一場更大規模的工作坊，有22組共三百多位市民與專業者報名參加，工作坊所提的構想，經過市政府彙整後，成為日後計畫推動的準則。經過一番坡折後，新的海提如今已經落成，高架道路也於二〇一九年拆除，走入歷史，取而代之的是一條兼顧生態、公共空間與都市再生的新水岸空間，以及城市的門面。
類似紐約與西雅圖案例的公民參與都市空間再造，其實台灣之前也有嘗試操作過。早於一九九六年，台北市就曾經辦過總統府前廣場空間解嚴規劃構想的公開徵件，當年淡水工作室的幾個提案，讓我印象非常深刻。其中「國家：無家者的家」一案，提出以衛浴、暖氣、遮棚、樹林和廣場，來創造一個體貼無家者的環境，凸顯社會弱勢族群的議題；在「生態的大佳臘洋」一案中，透過台北盆地原生地景的復育，將總統府前廣場打造成都市沙漠中的新綠洲。一案強調的是社會正義的議題，另一案則是生態復育，以更長的時間軸來看都市空間的轉型正義。即使當年的提案無法及時落實，但淡水工作室的提案，為歷史留下了見證。有創意的構想仍可以啟發我們的想像，即使在二十五年後。
中正紀念堂所在的基地未來該如何轉型，可以透過類似的過程，吸引更多公民與專業者的參與和討論，打開民眾的想像力，激發出更多的創意，並推動社會的對話。
暫時與永恆
當然，這個社會對話很可能需要一些時間，中正紀念堂的未來，在短期之內似乎難以有定論。因此在大規模的改造之前，或許我們也可以用臨時性的裝置，來嘗試園區的轉型。這些行動其實早有先例，最早的案例包括一九九五年民主進步黨在中正紀念堂所辦的黨慶活動。當時黨慶活動結合了選舉的造勢，除了舞台設計之外，還有廣場上的裝置藝術。當年北藝大的陳愷璜教授，在廣場上設計了一座綠色金字塔，五層的塔體內，每一層有不同主題的學生創作，對台灣各種社會與環境議題提出批判。這個塔體剛好就落在中正紀念堂園區的中軸線上，透過視線的阻隔，如魔術一般把堂體變不見，如同實現了一個暫時性的轉型正義。
除了視覺的魔術之外，或許在社會對堂體的拆除與否還沒有共識前，我們可以先把堂體遮蔽起來，甚至包住，這時自然聯想到Christo 與 Jean-Claude的作品，剛好今年九月他們早期包覆巴黎凱旋門的構想，在多年後終於獲得實現。被包裹著的凱旋門，成為巴黎極具受歡迎的暫時性地標，開幕儀式更是請到了法國總統與巴黎市長前來出席。Christo 與 Jean-Claude的地景藝術創作強調的不是永恆，而是暫時，對他們來說，暫時代表了一種急迫性。而他們的作品也因為短暫，引起眾多民眾的重視與喜好 [11]。
在中正紀念堂的案例中，包覆的做法或許也可以試試，但長期下會是個挑戰，時間一久材料也可能隨時間而損壞。因此，或許可以參考北美館X-site的做法，每一個週期有不同的設計與裝置，每一件作品也可嘗試對基地有不同的詮釋。在「轉型，下一步」第一場的座談會中，我嘗試拋磚引玉，丟出一個構想，一個裝置（也是紙上建築）的概念：在社會對中正紀念堂的轉型未有定案或共識之前，在堂體外建一個半封閉的圍牆，讓堂體以一個未定的空間來呈現，像是正要拆解，也有似將要整修。不同於完全封閉，這是一個可穿透的牆體。透過縫隙可視見的堂體，提醒我們未解的歷史與未盡的等待。
轉型，下一步？
面對中正念堂的轉型工程，我認為有一些具體的工作，需要一步步來推動：
第一、中正紀念堂的轉型，需要先解開文資認定的結。沒有解開文資之結，轉型的程度是極為有限的。面對文資的限制，一個對策就是解編；即使非得繼續認定，那也要有個正當的理由，而範圍與論述都需要重新檢視，指定理由更需要有轉型正義的內涵。
第二、在拆與不拆的選項之外，還有更大的想像空間與重要的事情要做。中正紀念堂不只是只有堂體本身，還有佔地二十五公頃的面積，整體園區的轉型需要有更寬廣的討論與想像力。
第三、除了空間的向度之外，轉型正義的時間軸，也可以拉得更長。例如，從生態轉型正義的觀點，來復育一個台北盆地的原生地景，用生態的觀點來想像園區的未來，因應氣候變遷、都市熱島等議題，進行新一代的城市改造。
第四、中正紀念堂的轉型，本身就是一個社會對話的機會。轉型正義除了有法令上的規劃與相關機關的執行外，更需要有全民的參與和學習。中正紀念堂的轉型，就是一個促進參與、對話與理解的窗口，每一個步驟都應該嘗試去擴大社會對話的效應。
第五、在這個社會對話的過程中，設計與創意可以扮演一個更積極的角色。一般的工程案例裡，均是先有計劃 (program)，再有設計。但這樣的流程限制了設計的創意與想像力。在中正紀念堂的案例中，我們可以透過公開徵件的方式，打開民眾的想像力，為轉型計畫爭取更多的創意，之後再來推動實質的規劃設計。
除此之外，日前曾梓峰教授倡議的「首都行動」，用更大的格局來將立法院遷址併入考慮，也是一個可以討論的方向 [12]，但這也將是個挑戰，若是如邱文傑建築師所提，把立法院空間置入地下，這個人民殿堂被壓在紀念堂下方的奇特地景，該如何來解讀？就如曾旭正教授所言，原有的紀念堂及蔣中正銅像的處理，依然無法迴避 [13]。
正義長弧
“We shall overcome because the arc of the moral universe is long but it bends toward justice.” — Dr. Martin Luther King Jr. at the National Cathedral, March 31, 1968
「我們終將會克服萬難，因爲道德世界的弧線故然很長，但它會終向正義彎曲」 — 取自於美國人權運動領袖金恩博士在1968年於美國國家大教堂的演說
在思考「轉型，下一步」座談報告主題的過程中，我想到以上金恩博士在1968年一場演說中的這句話，這句我認為有兩個重點：一、正義的實現可能需很長的時間才能實現，它也需要一個過程，美國黑人的民權運動就是一個例子，從解放到擁有選舉權再到平權，經歷了漫長的過程。另一個常被引述的重點，是弧線會彎向正義，但這個彎曲並非原本就彎的，而是每個世代都需要努力，讓它的方向彎向正義。
二〇二〇年以來，有許多人認為美國面臨的不只是單一的COVID-19疫情，而是雙重的疫情 (twin pandemics)。意思是種族主義的嚴重性，對美國社會來講也是一種疫情，而結構性的種族主義加上COVID-19疫情，更使得人口僅佔13%的非裔美國人，在疫情下因為病情嚴重而需要就醫的比例，佔全國人口的33% [14]。 去年反種族主義的運動來到高點，受到衝擊不止是被質疑執法不當的警方，各行各業包括空間專業和高等教育，紛紛檢討其專業實踐和教育體系，長久以來是否也是種族主義的共犯、縱容與忽視結構性的種族主義？
以高等教育為例，包括少數族裔在內的學生團體，紛紛提出「去殖民化」的改革要求，檢討課程與課綱中遺存的種族主義思維，並倡議帶入多元的價值與觀點。美國地景建築師協會(ASLA)，在去年衝突爆發時的一篇公開信，因為沒有檢討之意，也引起批評。抗議的浪潮，迫使協會修改年會主題，讓社會正義與多元包容成為主軸，同時也選出協會史上首位非裔的執行長。代表地景教育界的「景觀建築教育者理事會」(CELA)，也決定增設一位負責多元與包容招生的副會長。多年以來，專業界種族比例懸殊的問題，終於得到重視與回應。
美國與世界其他國家近期的轉變，提醒了我們結構問題的存在，並不是我們忽視它而就會不見。社會不義的常態化，只是掩飾了對立與衝突。而社會不義之所以繼續存在，就是因為多數人的姑息與迴避。回到中正紀念堂的案例中，我們是否也能看到社會不義常態化的現象？作為一位公民與專業者，我們該如何去正視這個歷史上與進行中的不義？我們可以如何透過設計的發想，拋開專業的包袱，來促進社會的對話與相互理解？答案就在你我的行動中。
後語：本文的前身是我在促轉會所舉辦「轉型，下一步」系列座談首場的講稿，同場的講者還有許麗玉建築師和呂欽文建築師，感謝在場兩位講者與聽眾、來賓們的回應，讓我有機會充實原有講稿的內容與後續的思考，也感謝黃瑞茂老師提供珍貴圖片。
參考資料：
[1] 參考〈建築師許麗玉：在人民佔領、休閒時，廣場精神早已重新定義 〉，未來城市 Future City@天下，11.09.2021。
[2] 參考邱文傑〈以「自由廣場」重新錨定台灣民主象徵〉，(未來城市 Future City@天下，11.11.2021)、呂欽文〈建築師呂欽文：負面事物的存在，也可構成正面教材〉，(未來城市 Future City@天下，11.18.2021) 等言論。
[3] Arendt, Hannah. (1963). Eichmann In Jerusalem: A Report on the Banality of Evil. New York: Viking Press.
[4] The National Monument Audit: https://monumentlab.com/audit
[5] Virginia Confederate general Robert E. Lee statue removed in Richmond after Supreme Court court decision. ABC News Australia. 9 September 2021. https://www.abc.net.au/news/2021-09-09/richmond-virginia-confederate-statue-removed/100445558
[6] 同上。
[7] Rogoway, Mike. Bust of York, member of Lewis and Clark expedition, appears in place of Harvey Scott statue on Mount Tabor. The Oregonian, February 20, 2021 (Updated June 8, 2021). https://www.oregonlive.com/news/2021/02/bust-of-york-member-of-lewis-and-clark-expedition-appears-in-place-of-harvey-scott-statue-on-mount-tabor.html
[8] https://www.economist.com/europe/2021/06/17/a-memorial-to-albanias-late-dictator-gets-a-new-lease-of-life
[9] https://www.bbc.com/news/world-europe-50164806
[10] 促進轉型正義條例，第二條、第二項。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A0030296
[11] https://www.theatlantic.com/culture/archive/2020/06/christo-dead-84-found-beauty-temporary-monuments/612499/
[12] 曾梓峰〈以「首都行動」，同時解決立院設置與中正紀念堂正當性爭議 〉，未來城市 Future City@天下，11.09.2021。
[13] 曾旭正〈脫離現狀第一步：從改變向銅像致敬的規格開始 〉，未來城市 Future City@天下，11.10.2021。
[14] Garg, Shika, Lindsay Kim, Michael Whitaker, Alissa O’Halloran, Charisse Cummings, Rachel Holstein, […] Alicia Fry, “Hospitalization rate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patients hospitalized with laboratory-confirmed coronavirus disease 2019 — COVID-NET, 14 States, March 1–30, 2020,” Morbidity and Mortality Weekly Report 69, no. 15 (April 2020): 458–464.
